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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色问 杨破华:如何对待“中国有不哲学”的

发表时间:2021-09-10

  (东西问)杨立华:如何看待“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

  中新社北京9月6日电 题:杨破华:如何对待“中国有不哲学”的探讨?

  作者 李晗雪 刘玥晴

  在中国走向古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学术架构也在与西方近现代学术的相遇中,遭受外界与自我双重的审阅和反思。“中国有没有哲学?”恰是这一背景下呈现的讨论之一。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用和西方哲学家不同的方式陈述主意,是否就象征着中国没有哲学?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性格及其在本日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近日接受中新社“货色问”独家专访,探讨了上述话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问“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是如何开始的?对此,中外学界产生过哪些主要的正背面见解?

  杨立华:“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其实从“中国哲学”这个学科涌现时就有。“哲学”这个学科的名字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中文本身没有“philosophy”的对应词汇。日本有位叫西周的学者,是最早用“哲学”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phy”的;后来“哲学”被转介到中文世界里,用它来指称中国的本源性思想。

  “中国哲学史”的教养和写作随之逐步开展。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个哲学系,当时名称是“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其中设有“中国哲学门”。冯友兰先生等是中国哲学门的第一届学生。

  当时是陈黻宸先生讲课,胡适回来之后,又有了新的讲法。陈先生是从上古讲起的,据记录,他讲了一学期才讲到周公。而胡适从老子开始讲,他引入了实证主义的、思想史的方式。后来胡适很快就出了《中国哲学史提纲》,然而只写完了上册,下册没有再写,由于他的心理变了——他开端以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所当前来他根本不再讲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纲要》也只有上册。

  但这个问题始终有争议,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两卷本里讲:“叙述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迭其哲学,则如‘画龙不点睛’,如培根所说。研究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研究其哲学,则对其时期其民族,必难有彻底的懂得。”在冯先生看来,哲学是时代精力、民族精神的精髓。所以当然要强调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开始受质疑,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有人持续质疑、讨论。近20年中,对“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2000年左右。这个讨论怎么起来的?有几个背景:

  第一是哲学自身的发展趋势。全部20世纪,在欧美特别是英美,分析哲学居主流。相称一部门分析哲学研究者或者分析哲学家偏向于把其余哲学都贬斥为不是哲学,这在20世纪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即使如斯,分析哲学也不能占据整个哲学的场域,因为哲学的脉络里显然还有欧陆哲学的传统。比如按分析哲学的说法,黑格尔是不是哲学家呢?

  另一个背景,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一个文明高度的问题。有一部分学者否定中国哲学是要否定我们这个文明的高度,也就是认为中国文明没有根源性的思考,或者说无奈证明存在这样的思考。从文明论的背景来说,中国有无哲学就是一个必需回应的问题了。

  近代以来,跟着西方文明逐渐居于上风位置,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把别的民族、别的文明贬低为次等级的文明,甚至是不文明。19世纪末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况》里,就浮现出一个异常强的文明论传统,即认为西方文明是最高级级的,而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是初级的。这个心态也可以说是“中国有无哲学”问题当面的焦点。虽然这话良多人并没有明清楚白地说出来,但其中有一部分人是从根本上要否认中国文明高度的。

  以上是我认为“中国有无哲学”这个问题出现的背景的线索。

资料图:福州一地学生举行传统儒家拜师入泮仪式。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材料图:福州一地学生举办传统儒家拜师入泮典礼。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较起真来,“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得先有一个尺度形态的哲学,才干这么问。要是有这样一种思想形态叫哲学,并且是唯一的,而且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发明不了这种形态的思想,能够说中国没有哲学。但是西方哲学传统里有标准形态的哲学吗?没有,到今天都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所以在这个意思上,“中国有无哲学”根本上是个假问题。

  另外一点,他们认为中国哲学不思辨、不论证,所以哲学品格比较弱。而我们自己的一些中国哲学研究者也用“境界”“精神形态”这样一些含混其辞的说法来讲中国哲学,即是在某种意义上配合了上述说法。不思辨、不管证怎么会是哲学?就说先秦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哲学史上要面对的、提出的重要哲学识题,在年龄战国时代普遍都被提出,并且被以感性的、思辨的方式加以思考、论证和争辩。中国的哲学家在证实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的时候,往往并没有采取严格的论证形式,但实际上是有自己论证的理路的。

  其实还有一个误区是大家认为西方哲学是在“论证”,但当真去看西方哲学史,有多少个真正被大家广泛接收的论证?又有几个哲学家提出的观点是按严厉的情势论证的方法得来的?所以大局部人实在都是随声附和,只是一种印象式的概括,而且西方哲学里还有大批象征性的说法,比方有名的“流溢说”。

  对于“中国有没有哲学”争辩的背景分析,方才谈到了哲学内部的倾向问题、文明论的问题,以及有无标准哲学形态的问题和对中国哲学的曲解。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对中国哲学的误会。我这些年着力在校订这类误解,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论证以新的形态写出来。

  中新社记者:你本人会如何答复“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

  杨立华:中国当然有根源性的思考,除非是眼睛出了问题,否则怎么会看不到呢?老子“道可道,无比道”就是来源性的思考,“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这不也是对万物本根的思考吗?《孟子》里“尽心知性”章,不都是对这个世界最根本的思考吗?《墨辨》里的光学、几何学、逻辑学因素是如许发达!这个世界有一批人是不听情理的,说什么都没有用,比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低等级的文明。有人问我中西交流的问题、怎么去给西方讲,我说不用跟他们讲什么,某一天他们想学中文了天然就学了。

  “中国有没有哲学”的提出,尤其是在中国学界内部的提出,并且产生那么大争议,那么一大量学者要固执地把中国思想贬低为非哲学,背地因素不是偶尔的。当他们说中国没有哲学的时候,显然不是认为哲学是不好的,他们认为哲学是好的,所以中国必定“不能有”。就像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迷信是好的,中国一定不会有。在他们看来,中国这么低等级的文明就不会有哲学。但是我会不断地在各种场所有理说理。我只用“中国哲学”“孔子哲学”,尽量不用“孔子思想”这样的词。孔子当然是有思想的,哲学是思想的一种形态。

资料图:某小学,学生经由校园里的孔子雕塑并鞠躬。王东明 摄

  中新社记者:今天,中国一些经典哲学思想是如何体当初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中的?

  杨立华:到处都是。我这几年常有一个讲法:我们的中国精神,就是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塑造的。这些巨大的哲学家离我们都不远,像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这样的人和他们的思想,就在我们语言的根基处、在我们思想的根基处、在我们感触世界方式的根基处、在我们实际结构的基础处。我们日常生涯里随意一个举止、习惯里,都有孔子。好比中国人习惯于储蓄,孔子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对世界基本的懂得——我们不晓得将来会产生什么,我们信任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单向地向好,这个世界起起伏伏,我们的人生也起起伏伏,即便我们处在比拟好的阶段,也要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好而做筹备。

  中国的这种此世性情的文化,使得咱们中国人基础上看待世界的方式跟别人不同。我在《此世品德与知止的文明》这篇文章里对此有明白的阐述。

  固然一代人与一代人不一样,但无论怎么变,只有汉语在,中国思惟、中国哲学就在;汉语在,中国品格就在;汉语经典在,中国思维、中国的根就在,就会塑造一代代人。无论家庭构造,不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会有什么新的状态的变更,那个基础价值都在,即中国文明的此世性格跟以此世性格为基本的知止精神。

  此世性格是中国哲学品格的根底。哲学、个别性的思想、宗教、艺术……中国文明的所有方面都体现出十分强的此世性格。“此世”对“彼岸”,我们这个文明不是以彼岸为寻求的。当一个文明以彼岸为追求的时候,“此世”总体上被视为缺点。假如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此世的不满意,投射到一个空幻的影子上去、把那个东西叫做彼岸,并以彼岸为目的,那么此世就是过程,是要被战胜和超出的。但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文明根底是:此世是唯一的目标,也是独一的过程。这就构成了完整不同的文明途径和哲学眼光。因为此岸须要太多假设,而此世是直接浮现的,所以中国哲学有个特殊根本的性格——此世性格。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根本目光是起码假设的,没有那么多虚构,我们不必虚构原罪、上帝创世、天堂地狱、末日审讯、伊甸园,这些虚构我们都没有。所以中国哲学的表白老是简练的,所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资料图:藏书楼。王笈 摄

  中新社记者: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也开始应用很多来自西方的学术概念作为剖析工具。那么您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应当怎么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赋予中国哲学新的性命力?

  杨立华:我有这样一个立场:在汉语中思考。所谓在汉语中思考,就是说现在已经没有纯洁的中国哲学概念,也没有纯粹的西方哲学概念,它们都已经进入到现代汉语世界中。时代的语言形成思考的边界,一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尝试去拓宽、或者至少是充足实现这个时代语言的可能性、思考的可能性。举个例子,“天经地义”这个词里还保存着两宋时期儒家哲学的讲法,一旦说“理所当然”,那就是“必然”,在宋明理学背景里,“当然”和“必然”是统一的。但我们今天谈的“当然”和“必定”,是不同一的。这其实就是西方哲学对我们的语言概念的影响了。所以我们从新念叨“当然”和“必然”的关系问题时,既不可能撇开中国固有的脉络,也不可能撇开已经渗透了的西方思想传统。

  当代的学者应该老实地面对学术、面对常识、面对真谛。哲学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义务,其实不是如何去跟其他的学术界交换或者取得国际的认可,而是实在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环境、思想环境、语言环境的整体土壤里思考,尽可能失掉对时代有力气的、扎根于中国古代、有足够辽阔的现代视线的一种新的哲学摸索形态。世界上各种主要文明中,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没有翻译进汉语,现代汉语的泥土已经足够好了,我们缺的其实是种子。(完)

  受访者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学,哲学博士,1971年生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大庆市五十六中学毕业。浙江大学工学学士(1992年),北京大学哲学硕士(1995年),北京大学哲学博士(1998年)。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传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主要研讨范畴是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近年来重要着力于宋明哲学及魏晋哲学的研究。

【编纂:梁静】